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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爱玩”的解放军第十五军首任军长秦基伟
2009-06-03 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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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首任军长秦基伟,爱玩。当红军,玩命;当支队长,玩炮;当军分区司令员,玩照相机;当纵队司令员,玩汽车;当军长,玩无线电;在朝鲜战场上指挥上甘岭战役,玩喀秋莎。人们说,玩物丧志。然而,秦基伟却一路“玩”出了名堂。


   “玩”对于秦基伟来说,岂止是玩,“玩”变成了一个优秀指挥员素质的一部分,融入到了秦基伟的血液里。秦基伟说:“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,永远都要与新事物保持联系,掌握现代化装备,应该走在部下的前面,当一个洒洒脱脱明明白白的指挥员。”怎样才能当个明明白白的指挥员?两个字:学习。秦基伟说:“只有学习,才能不断拥有新鲜的知识,不断开拓新的意识,不断产生新的思维。学习使人成熟,也使人年轻。”




秦大刀不知电话机是个啥




   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高级将领中,许多人都有绰号,而且每个绰号背后都有其历史背景,令人回味无穷。秦基伟也不例外,他的绰号叫“秦大刀”。


   刀,对于秦基伟来说,并不陌生。1914年11月16日,出生于湖北黄安县(今红安县)秦罗庄的秦基伟,到了1925年,因父母双双去世,成了孤儿。在农村取火烧饭都得用柴,用柴就得会使刀。长在农村的孤儿,自然熟悉刀法。当然,秦基伟真正知道刀还可以打仗,是在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后的事,而被人家叫成“秦大刀”的时候,他已当上红军连长了。


   那是1931年11月25日,红四方面军总部指挥部靠前指挥攻打黄安城。刚刚担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手枪营二连连长的秦基伟,看着其他部队打得热火朝天,自己的连队人人手上有手枪,背上有大刀,却整天守着总部,无用武之地,心急手痒,一脚踹开了营长的门:“这个岗老子不站了,老子的连队要打仗!”


   营长连瞟都不瞟秦基伟一眼,低着头,补军装,许久,不愠不火地说:“好哇,你秦基伟英雄啊!把连队给我留下,你爱到哪里去到哪里去。”


   把连队留下,就不是连长啰!秦基伟懵了,望着营长。


   这时,营长仍继续补军装,头仍然不抬一下,开口说道:“把枪也留下,打完这一仗,封你为秦大刀!”


   留下连队留下枪,真的去耍大刀吗?秦基伟的满腔热血,就这样让营长给泄了。自此,秦基伟有了“秦大刀”的绰号。


黄安战役胜利后,部队补充了一批兵员。手枪营二连也分配来了10名新战士,他们都是黄安人。在欢迎新战士时,秦基伟一本正经地说:“我参加红军的时候,我的指导员也是黄安人,他明白地告诉我,自从有了董必武,黄安人就走上了革命路,只能前进,不能后退。打死了,是黄安人的光荣;贪生怕死的,活着也是黄安人的败类。我们都是黄安人,我当这个连长,对你们只有一个照顾,战斗时给你们机会往前冲!”


   1932年2月1日,红四方面军攻打刘寨,国民党军见势不妙,拔营就跑。红军实施追击。手枪营也簇拥着总部,一路喊声连天,追将过去。


   “秦大刀,你给我站住!你往哪里冲,还要不要总部啦?”


   正追在兴头儿上,手枪营营长一声断喝,弄得气喘吁吁的秦基伟赶紧回答:“营长,我,我没丢总部啊,我一直跟着呢……”


   营长火了:“什么一直跟着,看看你们都打到什么位置了?”


   秦基伟自知理亏,正要解释,营长厉声吼道:“你的人怎么跑了几个?”


   秦基伟吃了一惊:“不会吧,我的连队还能开小差?”


   “不是开小差,是开大差,你给我看看!”营长无名火十足。


   顺着营长手指方向看去,秦基伟笑了,他的10名黄安新战士,挥舞着大刀,拼命地往前追,穿插在兄弟部队的队伍中了。


   战斗结束后,秦基伟为自己的部下加老乡如此勇敢而高兴,但还是训了他们一通:“勇敢要讲究章法,该拼的时候冒死地拼,不该拼的时候就给我稳住,一说追击,连总部都不要啦,都给我反省!”


   1933年秋,秦基伟已升任红四方面军总部警卫团团长。吃过早饭,几名战士扯了一根线到他住的屋子里,秦基伟问:“这是什么玩意儿?”


   战士说:“团长,你放在耳朵边就知道了。”


   秦基伟疑惑地把那玩意儿放到耳朵边,着实吓了一跳,里面出声音了:“秦团长吗?”


   秦基伟开始认为是战士在捉弄他,把那玩意儿一丢,脸一沉,准备训人。扯线的战士忙说:“团长,这是电话。郑部长在里面,要与你说话哩。”


   电话?没听说过,也没见过。不过,郑部长是个大首长,要在里面对自己说话,那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秦基伟瞟了战士一眼,把那玩意儿又放到耳朵边,果真,里面传来了总部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的声音。


   声音是听清楚了,话则没听明白。秦基伟连听带猜,知道郑部长是让他到某个地方执行任务。如同往常一样,郑部长交代完任务后问了一句:“明白了吗?”


   秦基伟也如同往常一样,胸脯一挺,答道:“明白了。”


   放下那玩意儿,秦基伟根本不知道要执行什么任务。他只好命令警卫人员备马,策马到30里开外的郑部长那里重新受领任务。


   郑义斋正在主持一个会议,见秦基伟等人大汗淋漓地闯进来,头上还冒着热气,不觉吃了一惊,问:“你咋回来了,不是让你去涪阳坝吗?”


   秦基伟响亮地回答:“我得听首长当面交代。”


   郑义斋说:“我在电话里跟你说得清清楚楚的啊?”


   秦基伟还是响亮地回答:“我对那玩意儿信不过。”


   这一下,把郑义斋眼泪都笑出来了:“那不是玩意儿,是电话。现在条件好了,团长都安一部电话。以后下通知报情况,大家都用电话,你要习惯。”


   “电话事件”闹出了笑话,秦基伟开始反省自己。都当红军团长了,连电话都不知道,丢人。秦基伟这样想。光知道甩帽子挥大刀玩命不行,要适应新的职责,掌握新的指挥技术。秦基伟暗下决心:学习。不加强学习,闹笑话事小,贻误了战机事可就大了。




秦赖支队的诞生与秦向支队的归宿




   1937年8月,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。而此时,秦基伟却在国民党政府的监狱里。


   秦基伟是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被军阀马步芳部队俘虏的。1937年1月21日,红军西路军由甘肃省临泽县倪家营子向南转移时,遭遇西北军阀马步芳部队的5个旅追堵。红军西路军经过4个月的浴血奋战,英勇抗击,共歼马步芳部队2万余人,但西路军遭受严重损失,除李先念、徐向前率部分部队突围外,其余红军或失散,或隐蔽,或被俘。红军西路军未完成预定计划而失败。秦基伟率部殿后,最后打到只剩下3个人时被俘。秦基伟被关在张掖监狱中。


   如今红军主力都编为八路军了,关在狱中的红军应当回到八路军的队伍中去。中共在兰州、西安的办事处同国民党交涉,国民党答应放人。但国民党放人倒是真放,却有一个新名堂。红军战士送延安,红军干部送南京。秦基伟是红军干部,自然是要被送往南京的。


   秦基伟和几个人决定:跑。两天后,红军干部上路了,秦基伟瞅空连夜逃跑,5天后,回到了共产党的队伍中——八路军平凉地区办事处。


   1937年9月6日,八路军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召开。秦基伟被编在教导团,参加了这次大会。10月18日,一二九师到达山西平定县。


   没有想到,在平定,秦基伟面临着一个人生转折点,成了一支部队的具体组织者和创始人。这支部队的正式番号是“八路军一二九师秦赖支队”,亦称“一二九师抗日独立支队”。


原来,一二九师到达平定后开始休整几天。10月20日,秦基伟正在下象棋,教导团一名参谋前来通知,让秦基伟火速到师部政训处主任张浩那儿受领任务。


   秦基伟敏锐地觉得有要紧事,就丢下一盘未下完的棋,赶到师部张浩主任那儿。


   张浩开门见山,说:“秦基伟同志,你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老兵了,有基层作战经验,也有师团工作的组织能力。因此,我们师里几位领导决定,派你去太谷县当游击教官。那里已经有一支队伍,但是由于缺乏军事管理人员,队伍涣散,难成气候。派你去,就是要把这支队伍带起来,拉出来。怎么样,有信心吗?”


   带队伍,拉出来,都没有问题,但是刚回到革命队伍又要离开革命队伍,秦基伟有点舍不得。不过,秦基伟的回答还是掷地有声:“请首长放心,我一定完成任务!”


   就这样,秦基伟历尽艰辛,来到了太谷县,在原有的游击武装基础上,逐渐拉起了一支队伍,这支队伍后来就是“秦赖支队”。1937年11月18日,根据八路军一二九师命令,在太行山区成立第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——一二九师秦赖支队。秦基伟任司令员,赖际发任政委,朱效成任政治处主任。秦赖支队规模很大,下辖3个大队。


   1938年4月,晋冀鲁豫军区成立,把在太行山发展起来的数支游击武装划分成5个军分区,秦赖支队改称第一军分区,司令员、政委仍分别由秦基伟和赖际发担任。1940年8月,百团大战期间,第一军分区领导人有了变动,司令员秦基伟,政委高扬,副司令员胡震,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郭峰,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。


   由秦基伟拉起来的这支武装队伍,番号几经变更,最后改称为“秦向支队”,即司令员是秦基伟,副司令员是向守志。 1945年10月,晋冀鲁豫军区决定组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,“秦向支队”编为第六纵队序列,称“第十八旅”。到了1949年2月,十八旅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三十六师。


   


他给邓小平一份检查,邓小平给了他一个处分




   抗日战争胜利后,秦基伟被任命为太行军区司令员。接着,解放战争开始,形势的发展有利于加快解放事业的步伐。1947年8月,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在河南省博爱县正式组建。纵队司令员由秦基伟担任,政委由黄镇担任,参谋长由何正文担任,政治部主任由谷景生担任。


   新建的九纵一直把自己当“小弟弟”看待,听从老大哥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第四纵队指挥。用秦基伟的话来讲,“九纵成立的晚,是继三纵和六纵之后,在太行山诞生的太行人民的第三个儿子。虽然打了不少仗,但多为偏师,主攻的少,配合的多。在指挥关系上,也自觉退让,甘心接受四纵首长指挥”。


   九纵真正改变“小弟弟”角色,是在郑州战役中,一仗扬名,一跃成为主力部队。


   1948年下半年,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相继打响,捷报频传。9月25日,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。刘伯承、邓小平指挥部队加强西线行动,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。10月9日,刘邓决心集中第一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九纵队相聚攻取南阳、郑州,策应华野在徐州战场上即将展开的淮海战役。


   郑州战役不是孤立的,可以说是淮海战役的序幕。当时,刘邓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,就明确了攻打郑州的企图:“吸引孙元良全部回援甚至可能更吸住邱清泉兵团一部向西,以达到协助华野作战的主要目的。”


   当然,九纵在最初的部署中不是重要角色,依然是“小弟弟”跟在“老大哥”后面受“保护”。


   秦基伟自然也想得开,想得明白。攻坚也好,配合也罢,主要目的就是消灭敌人。但秦基伟判断,郑州守军有可能会逃跑。于是,他命令九纵做好阻逃打援的一切准备工作。


   果真不出所料,“老大哥”部队一纵、三纵、四纵逼近郑州时,守在郑州的国民党军第十二绥靖区第四十四军一○六师、第九十九军二六八师,见势不妙,弃城北逃。


   郑州守军的行动突变,打乱了作战部署。邓小平和陈毅都在四纵指挥所里。邓小平只好打电话给北面的秦基伟:“不能让它跑掉。”


   秦基伟回答:“政委放心,我的网已经形成,它跑不掉。”


   陈毅接过话筒:“秦基伟,这一回就看你的了。打得好,我到你那里给你唱《借东风》,打不好,是要打屁股的。”


   部队上下都知道秦基伟爱看戏,这是不争的事实。这不,连陈毅都知道这一点呢!秦基伟笑了:“陈司令员,你等着吧,打完郑州,我们还是进城听梆子吧!”


   陈毅说:“好。一言为定,你请客。”


   秦基伟谋事在先,率九纵在郑州以北的老鸦陈地区,歼灭逃跑的国民党军1.1万余人。1948年10月22日,郑州宣告解放。


   10月25日晚,陈毅到达郑州,说了一句“九纵成熟了,可以打大仗了”的话,让秦基伟高兴得当场表态要请客。


   陈毅说:“我们俩说话都是算话的嘛!”


   秦基伟说:“去看戏,《借东风》。”


   陈毅摆了摆手:“此一时彼一时,现在进城了,阔了,你给我找个大饭店。总不能让肚子饿了嘛!”


   就这样,秦基伟亲自开着吉普车——可见秦基伟的玩车水平——带着陈毅上街请客,满大街转悠,却找不到一家开业的大饭店。最后,他俩降低标准,在一家小饭店切了半斤牛肉,打了三两老白干。


   正当秦基伟和陈毅喝酒吃肉时,郑州警备司令部值班室电话铃骤响。值班参谋桑临春一听,电话那头是邓小平:“找你们秦司令员!”


   这边是邓小平找秦基伟,那边是秦基伟酒足饭饱,送走了陈毅,独自一人到中原大戏院看戏去了。


   这还了得,郑州刚刚解放,一个警备司令不在位。邓小平坐到了警备司令部的值班室,一直等到秦基伟回来:“今天晚上,我们两个都有事了。你给我一份检查,我给你一个处分。”


   打了大胜仗的秦基伟,怎么也没有想到,稍不留神,自己挨了一个处分,他的后勤部长杨以山还因强征民车被撤了职。当然,秦基伟明白,这是邓小平在给九纵敲警钟,防止骄傲自满。


 


在坑道里当“老虎”,在毛泽东面前说“谎话”




   郑州解放后,秦基伟指挥九纵参加淮海战役。1949年2月15日,九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。秦基伟任军长、谷景生任政委。秦基伟成了十五军首任军长。十五军下辖第四十三、第四十四、第四十五师,归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指挥。


   秦基伟和谷景生率十五军参加渡江战役后,一路追击,取横山,占钻山,逼上饶;后又轻取南平,威慑福州。十五军可以说是一路席卷,所向披靡,取得了骄人战绩。


   1950年10月29日,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组建志愿军第三兵团和第九兵团入朝参战。秦基伟指挥的十五军改称志愿军第十五军,调归志愿军第三兵团建制。1951年3月,十五军进入朝鲜战场。众所周知的是,第十五军和第十二军在朝鲜一个叫上甘岭的地方,打了一场令美军胆破心寒、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战役。上甘岭战役前夕,国内开始的“三反”运动,也影响到朝鲜战场。在坑道里,秦基伟差点成了一只“大老虎”被枪毙。


   “三反”运动还有一个名称,叫“打老虎”运动。所谓“老虎”,就是贪污人民币一万元以上的,叫“大老虎”,是要枪毙的;贪污一千元的,叫“小老虎”,是要挨处分的。


   由于上面布置了“打老虎”的指标,大家都有抵触情绪。因此,在坑道里,秦基伟苦口婆心地让大家发言,说:“打不到大老虎,打几只小老虎也行呀!”


   经过反复做工作,终于有人开口发言了:“军长,打老虎是打下面的还是打上面的?”


   秦基伟说:“只要证据确凿,上面下面的,都可以打。”


   “那就打你们军首长吧,大老虎都在台上!”那位干部站起来,提高了嗓门。


   一语惊四座啊!军长秦基伟、政委谷景生、副军长周发田、参谋长张蕴钰、政治部主任车敏瞧全愣住了,一起瞪大了眼睛。秦基伟点了一支烟,不动声色地说:“好嘛!你说我们是大老虎,请你说出根据来。”


   那位干部似乎有准备,不慌不忙,逐条说来,多吃多占啦,意志消退啦,军阀作风啦,连骂人要枪毙人的话也揭发出来了。几件事一抖,激起了大家的不满,火力就更猛了,连秦基伟过去的警卫员也站起来:“解放战争时,我背一个洗脸盆,瓷都快掉光了,军长也不让换。现在倒好,说换就换,我看军长是变了,不艰苦朴素了。”


   就这样,新账旧账一起算,军领导一个个都当上了“大老虎”。怎么办?战前“打老虎”,军领导都要枪毙的啊!


   兵团副政委杜义德来到了十五军,代表上级党委作了结论,把大家的意见整理一番,划定秦基伟、谷景生等军领导既不是“大老虎”,也不是“小老虎”。事隔30年后,秦基伟回忆起在朝鲜坑道里的“三反”运动,说:“我们只当了一回‘老虎’靶子,让下面的同志操练了一回嘴皮子。”


   打完坑道里的假“老虎”,接着打上甘岭的真“老虎”。秦基伟率领部队在上甘岭打了一个“威震世界”的战役——上甘岭战役。战役中,秦基伟娴熟地使用苏联支援的“喀秋莎”火箭炮,打得美军飞机招架不住。秦基伟说:“人倒霉了,喝口凉水也塞牙;仗打顺了,地炮也能打飞机。”


   1953年上半年,秦基伟回国后,到各地作报告,《人民日报》连续报道,还配社论《庆祝上甘岭前线我军的伟大胜利》。


   1953年6月16日10点左右,秦基伟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。落座不久,毛泽东从内房走出来。秦基伟立即起立,敬礼。毛泽东微笑着握着秦基伟的手,说:“啊,秦基伟同志,欢迎你啊!”


   秦基伟说:“主席,我代表十五军的指战员,向主席汇报来了。”


   毛泽东说:“好哇,请坐下来谈。”说完,自己坐进沙发里,把秦基伟拉到另一只沙发里。


   毛泽东接着说:“上甘岭打得很好。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,它证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比美利坚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。这个奇迹是你们创造的。”


   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拿起茶几上的烟盒。


   秦基伟说:“是主席和军委指挥得好,战士们打得顽强。”


   毛泽东点点头,笑了笑,说:“你们打得好,我要有表示。我这里没什么好东西,那就请你吸烟吧!”


   秦基伟的手下意识地伸向烟盒。但秦基伟没有拿烟,而是将烟盒顺势向毛泽东那边稍稍推了推:“主席,我不会吸烟。”秦基伟破天荒说了一句谎言,而且是在毛泽东面前说了谎言。事后,秦基伟说:“我觉得在毛主席面前吞云吐雾不大合适。但是,说假话是要尝苦头的。当时,我一天没有两包烟解决不了问题,可是已经说过不抽了,再不敢翻案了。心里暗暗叫苦啊!”


   “哎呀呀,你这个当军长的还不吸烟。不吸烟怎能坐指挥部啊,要是我,那可就是没办法啰。”毛泽东说完,哈哈大笑起来。


   接着,毛泽东开始问秦基伟是哪里人,多大岁数了,志愿军官兵在前线的情况,等等。秦基伟都一一作了回答。


   11点左右,秦基伟起身告辞。毛泽东将秦基伟送到门口,又说:“朝鲜战争是要停下来的,所以调你到云南工作。云南是我国西南大门,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,边防线长,还有残匪在境外活动,斗争情况复杂。你年轻力壮,到任后要多下去,熟悉地形,了解部属,把边防建设好,把大门守好。”


秦基伟立正回答:“一定按主席要求去做,请主席放心。”


   1953年7月,秦基伟到云南军区任副司令员。1955年4月,云南军区改称昆明军区,秦基伟改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。




1955年的中将,1988年的上将




   1955年9月,秦基伟被授予中将军衔。


   同月,昆明军区司令员谢富治调中央工作,秦基伟升任昆明军区司令员。


   秦基伟是177位中将中最早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。这是好事,也是坏事。好事是,当主官有了建大功立大业的平台;坏事是,1966年那场席卷中国的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,让秦基伟成了大军区一级的高级将领中最早下台的人。


   1967年2月12日,周恩来派了一架飞机,把秦基伟接到北京,安排在京西宾馆,没了职务,也没有任务。在周恩来的保护下,虽然秦基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第一个浪头下,成了没有还手之力的“死老虎”,但却躲掉了挨打、侮辱人身的事件。与不少老干部受冲击、折磨,甚至被整死相比,秦基伟最早下台算是“因祸得福”!


   1969年3月至8月,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,中共中央发出通知,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,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。10月上旬,秦基伟带着女儿畹江,“疏散”到了湖南省汉寿县的一个军垦农场。从此,秦基伟开始体力劳动。


   1971年9月,林彪事件后,中国的形势稍有变化。1972年3月,秦基伟被允许到长沙治疗在农场落下的肩周炎。


   1973年4月下旬,广州军区一位政治部副主任受中央军委的委派,来到湖南某疗养院,把秦基伟等人叫到会议室,传达了军委指示,宣布秦基伟和李成芳、王蕴瑞等3人去北京,其他人去昆明。这位副主任传达完后,又集合了疗养院的工作人员和那些监督的人,宣布:“从现在开始,你们不准喊老秦老李了,要喊首长,要服务好,务必做好保卫工作。”


   几天后,广州军区派车来接秦基伟、李成芳和王蕴瑞等3人,并组织他们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故居,然后从长沙上火车。4月28日,秦基伟到达北京火车站,解放军总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到北京海运仓招待所。


   4月29日,秦基伟接到通知,五一劳动节,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外宾游园,要他参加。5月2日,秦基伟的名字见了报,老战友们知道秦基伟被解放了,纷纷前来看望。久别重逢,各历其险,彼此之间都为能活着相见而感慨万千。


   5月28日,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一个工作会议,通知秦基伟和李成芳参加。在小组会上,周恩来说,国务院人手缺,部长亟需补充;问秦、李两人愿不愿到国务院工作。李成芳说“愿意服从分配”;秦基伟除了说“愿意服从分配”外,加了一句“我的文化程度不高,到国家部门工作有困难”。周恩来笑了笑对秦基伟说:“你是文化人中的没文化人,没文化人中的文化人。”这个评价不低。当然,秦、李两人的工作问题,周恩来没有作最后决定。


   7月初,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。


   1975年10月,秦基伟被任命为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。1980年1月,秦基伟改任北京军区司令员。


   1984年10月1日,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,人民解放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。阅兵总指挥、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陪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,乘坐敞篷检阅车检阅了陆海空三军部队。


   1987年11月,秦基伟由北京军区司令员升任国防部部长,当选为中央军委委员。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。


   1993年3月,秦基伟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。1997年2月2日1点58分,秦基伟因病医治无效,在北京逝世。


 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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